巫婆的午夜飞行

当代中国女权主义：在过程中定义自身

李军

     女权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在不断分歧、辩论与合作中反省和更新自身的过程，一个由可能一方面相互冲突、而另一方面又可能互相支持的行动与观念构筑的过程。女权主义不单单反对对妇女的压迫，而是反对一切压迫与不平等；除了在法律和公共政策上努力，女权主义更重要的任务是重新省视文化的系统，寻找新的可能性。这需要女权主义思想者和行动者，在不同的空间和层面上，以多元的形态定义女权主义。一方面，重新与全球女权主义的联系，一方面，建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

从“全球女权主义访谈”中国部分的三位女权主义者艾晓明、李慧英和刘伯红的访谈记录资料，可能很难比较她们对“女权”概念的完整界定，三人对 “女权”的描述和解读，明显因其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重点。

作为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李慧英十分推重社会性别理论给她带来的“颠覆性”的分析力，让她厘清“权利”和“权力”的概念。前者让她发现传统的妇女工作、妇女政策中，妇女主体性、能动性的缺失，以及妇女利益的工具化倾向；后者她反思文化传统和制度对妇女权利的剥夺。因此，她认为女权主义是权利意义上的性别平等，追求妇女权利的落实——天生应该被赋予的权利，这是基于人权语境的；同时是追求所有人都被充权。她尤其乐于用社会性别这个分析工具去处理中国本土独特的问题：附着在从夫居的文化惯性上的资源分配体系和身份定义。

在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的“妇女问题”逐渐被纳入到全球女权主义的框架之内，全球女权主义的基本分析范畴社会性别，也成为中国体制内妇女学学者和官员逐渐接受的“好用”的概念。李慧英和刘伯红，见证了社会性别进入之前被政党和国家话语垄断的妇女议题的过程，无独有偶地，她们俩都分析了“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两个概念的异同，这个比较异同与优劣的过程中，权利/人权的话语取代了之前国家作为妇女权益的施与者与保护者的话语。

刘伯红，是全国妇联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之一，她的工作重点在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结合妇女组织的工作经验和国外的资源，她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或者性别平等和公正的概念，与中国固有的“男女平等”的体制惯性和文化形成了一种紧张，而后者可能是性别平等的基础，也可能是障碍。在这个基础上，她分析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和“男女平等”的不同。

她认为性别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是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的问题，因此不应该单单由妇联组织来承担，而是应该把性别平等当成政府的政治承诺，融入所有公共政策。她似乎认为看待平等的标准，要突破“男女”二分的固定思维模式，而是在人权的基本构架下理解作为一种权利的平等。她也一再强调引进国际女权主义的经验，参与国际分享的重要性；并对只为政治原因而进行“妇女工作”的导向直言批评。

刘的体制内的身份，决定了她在体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改善，在对既往体制资源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前提下，寻求与政府之间的安全的合作；而李慧英也谈到，妇女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策的条件尚不具备，目前主要的追求妇女权利的手段，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意识。但从近年妇运界的对政策、立法的一些推动事件来看，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困境，在于政策层面尚未进入主流，因为几乎将所有努力放在与政府合作，而较少进行社会宣传，女权主义停留于精英阶层的生计手段和信仰，对大众的影响力非常小，社会基础薄弱。

艾晓明的经验也许是寻求大众关注的另一种道路。她对女权的认识，话语背景与前两位相似，她明确地说，妇女权利就是人权。艾的行动，不仅仅只关注女性权利被侵害的事件，她关注的是所有被歧视、被压迫的群体的人权——显然，在被压迫背后是制度和法律问题，但艾晓明敏感到 “话语是一种武器”，也就是说，通过在公共空间发声，挑战歧视的文化，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思想，就可能逐渐扭转制度层面的歧视。

在她的访谈中，艾强调得最多的是，文化惯性对于性别歧视的巨大影响，文化的不平等生产机制，因此她在行动中，特别重视文化的改造力量。她对教学方式的改革，表明她对霸权性的文化心理和知识生产方式与性别压迫之间的同构特征有着敏锐的警惕。她虽然以激烈的姿态在行动，却很少给出结论式的定义，她更重视的，是一种多元声音的协商机制和习惯的建设，是给人们更多选择的可能和文化想象的空间。也因为如此，她从事的议题不仅仅是妇女，还包括性少数群体；她试图影响的人群，是所有人。

与其他女权主义者相比较，在艾那里，行动与教育、行动与学术的距离是最小的，她认为女权主义一定是要改造社会。她提到没有“非公共知识分子”，但事实上，体制内的“国家知识分子”确实跟公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差别的，而公共知识分子中女权主义者的比例远远少于国家知识分子中妇女学学者的比例，也是当前的事实。

艾代表当代女权主义中，在体制内（个人身份和教育资源）和体制外（民间基金资助、来自国外的行动资源、自主的、主要不是对上诉求的行动目标）的模糊空间的努力。不管其行动引起的实际政治反应如何，她诉诸于法律和公民社会的行动，以及相关的对女权的定义——寻找个体的文化自觉、对多元经验鼓励和尊重、对支持歧视和压迫的霸权文化的不容忍，以及对所有不公正的抨击——已经越过了现有体制的可能性。但艾的经验也许是中国女权主义必须要有更多人尝试的方向。

须藤瑞代在《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一文中指出，在女权这个概念逐渐传入中国，并被中国最早的女权倡导者定义的过程中，反映的始终是人权与民族国家存亡之间的紧张，因此，四种不同的女权的讨论，都围绕人权与国家富强的关系而展开；在精英对建立富强国家的需求更为迫切的情况下，人权或女权就会被牺牲或后置。

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 “妇女解放”在成为体制合法性（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志之一的同时，被准官僚的妇联组织垄断，与其他围绕社会不平等的议题一起，不再有民间生存的可能性。

告别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体制，而逐渐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状况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貌。

首先中国与世界的位置已经发生变化。100年前，中国（男）人在一种 “亡国奴”的焦虑状态中，在自卑与自强的交织中以西方为师，这使得女权可能成为西方先进性的一部分被接纳，但也可能在“救亡”的前提下被湮没；而在今天，在不得不进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前提下，主流话语则一方面对外接受人权概念，但对内则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与西方平分秋色。

今天，妇女解放已经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遗产而变成传统，政党和国家仍然需要“妇女地位”的某些指标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妇女解放”被某些人视为失败的集体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实践的产物，而淡出公众认同；对妇女权益原有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保障，随着原有的组织资源解体，而逐渐流失；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话语重新强力建设 “女人味”文化，与原有的父权制话语结合，以谋求资本的最大利益；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过程中，国家民族主义相关的政治话语，也正在试图重新定义性别关系，作为其理论秩序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当代的女权主义面对的压力与挑战——国家政权、与全球资本主义重新结合的父权制文化、思想文化中的国家民族主义。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基本价值的接受，也给女权主义一些新的空隙和机会。

三位女权主义者的经验，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并在这个背景中分别定义女权主义的新任务：用社会性别重新解释中国的性别问题；将社会性别导入主流政策，以权利本位的话语逐步取代 “男女平等”等国家本位的话语，在全球女权的语境中学习、催生新的妇运工作模式；倡导协商对话的知识生产，在性别压迫的文化之外寻找想象空间。

因为一些细节的披露和案子移交，决定贴上来。并且开始更新。

如果这个案子不能给高校生态带来任何触动……

教师职业如何才能不“高危”？

文/洛洛

    政法大学的老师，被学生残忍地砍杀在讲台上。这个新闻，让一些论者感慨“教师成为高危职业”，对此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但是否应该有一些建设性的探讨：教师职业如何变得不高危？

目前老师已经离去，警方公布的信息有限，任何对事件的揣测和对死者的指责都面对道德压力。但是，可否将人抽离，就事件的细节作一些讨论、也对目前高校里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现象作一些整理？

讨论这个事情的背景是，高校中，学生与老师互动频繁，这些互动可能在公领域，譬如讲堂课室办公室，也可能在私的领域，如咖啡馆、旅游景点——随着单位越来越少地去管束员工的私生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公私之间的灰色地带，也就变成了一个规则的真空。但这些公私互动，因为老师（不少还有行政职务）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与学生利益攸关，深刻地影响了当今高校的生态。

暂且不管未被证实的被杀害老师“与女研究生关系暧昧”情节，仅仅考虑部分政法大学学生对老师的怀念中涉及的细节，我必须抱歉地说，需要无情地指出的是，这位老师对女性学生的“浪漫”情怀，已经到了一个工作伦理的边缘状态——虽然在缅怀的话语中，这些都是被学生当成一种友善和“浪漫不羁”的教师素质描述的。

他在课堂上（而非私人聚会中）公开读为若干女性写的情诗——与讲课的主题、学术的表达有关系吗？这样做的潜台词，不是“我是一个优秀的老师”，而是“我是一个浪漫的情人”。此外，他不是为所有 “值得尊重”的毕业生写诗，而是专门为女生们写诗，连怀念他的学生也说，这样“当然会激起各种联想”。这种联想当然是：这可能把师生关系，变成了男女关系。可能很多人忽略了，“风流”可以是一个人的私生活选择，但将其不加防范地泛滥到工作关系，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对他人的冒犯，变成 “下流”。

众所周知，学生在情感上，崇拜爱慕老师，是青春期的普遍反应；但这是否意味着，一位老师可以借用讲台，满足自己私人的感情和欲望，或者对自己企图满足自己私人感情和欲望毫无反省呢？教师无论在智识还是阅历上，还是掌握的资源上，都对学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或者换个词，控制力；换句话，优秀的老师想让学生爱慕自己，很容易。

欧美社会对私人生活的多种样貌比较宽容，但他们的高等学府，却对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作出极为严格的限制，并且不是不成文的规则，而是写得清清楚楚、约束力十分刚性，可能会导致教师被辞退的工作守则。这不是反对“自由恋爱 ”，而是为了规避性骚扰指控。老实说，在中国目前的高校中，我们看不到这样普遍的刚性约束，也看不到其背后对师生权力关系的深刻认识而产生的基本道德约束。我们看到的是规则的迷失：似乎怎么样都行，又怎样都不行。

师生关系涉及复杂权力关系（学术评价、深造机会等），师生发生性爱关系，容易导致公权私用，影响工作环境的公平。在学院中，师生是权力不平等的主体，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存在胁迫性因素。尽管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自愿的”；如果没有有效的投诉途径，而抵制和接受“浪漫”的后果对个人前途影响巨大的话，对于没有权力的一方，屈从就会成为一种 “自愿选择”。

当然，师生之间，未必一定的两性的互动，一些性格上的不合或者利益上的不合作，也会造成学生和老师在学术评价或资源分配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老师对学生的裁度和分配权，通常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掩盖了其中的不公平。

当一种权力涉及他人的境遇，那么就应该有所约束，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的权力。如果不考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关于师德和学生的本分，我们就会搅成一锅粥，互相指责而找不到出路。人性都有弱点，导师可能为私情而影响对学生的好恶，学生也可能自己的立场而对老师过于苛求。道德需要制度来保证，面对一些暴力事件，大学里不仅要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投诉机制，或者师德审查委员会，让学生表达不同意见，让双方有可能在第三方面前协商争议，有机会争取更公平的裁决或对问题的更多共识。

尤其在目前，高校就业压力大、学生患得患失的心态普遍，必须要保证老师和学生之间，有更公平的评价体系、更民主的学术互动，或在有“暧昧关系”投诉的情境下，作一些必要的利益回避的安排。这些安排的原则，就是最大程度地把“公”、“私”隔离，让老师不要为公事引起的争端，付出生命的健康的代价。另外，通常矛盾都有升级过程，投诉机制本身能够提供一些警讯，因此，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安全机制。

我再次强调，以上评论针对高校生态而非任何个人。所有人都希望保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信心底线，也希望教育能挽救我们的内心危机，这是笔者写此文的动机。

另外，对于那个铸成悲剧的学生，虽然学生弑师在中国人的伦常观念中更加难以接受，但他应该得到一个公平公开的审理，审判应该最大程度地资讯公开，面对毫无保留的事实，更有利于我们防止同样的悲剧。

《礼记·中庸》有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能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也常警戒谨慎，在人家还没听闻时也常唯恐有失。若大学在制度建设上，能对师生的平等、友善的关系提供更多制度保障，保证老师对自己的权力和光环“戒慎恐惧”，是对学生的关爱，也是对老师的负责，更是对教育良性发展的促进。

相关最近报道http://news.ifeng.com/society/5/200905/0521_2579_1168055.shtml

我留意的一段描述： 

第二次去北戴河期间，陈为何主动告诉付成励自己的过去，但又不说清楚具体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相处，必须先把这事向他(付)说明白，他接受得了，我们就继续下去，接受不了就分开。我也是对他负责任，才这么说的，免得他以后接受不了。” 陈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说。

办案人员同时了解到，陈与程春明发生关系是出于“自愿”，而非此前网络上猜测的“潜规则”。

据了解，陈于2002年9月份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大一下学期，陈经常旁听程老师讲课，并且下课时经常找程老师请教问题。相比其他同学，陈和程老师接触的次数更多。

身处大一的陈，觉得很迷茫，对自己人生目标有些困惑。一次，她给程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中详述了自己的困惑。

看完信后，程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思想上比较封闭，于是把陈叫到办公室谈心开导。

去过几次后，在程老师的办公室里，陈和程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

用陈自己的话说，那时懵懵懂懂的，对于爱情不太懂，只觉得程老师很有才华。

陈与程的关系保持了一年，平均一个月去一次程老师的办公室，大都是晚上11点熄灯前这个时段。“当时我也是自愿的，他没有强迫我”。

一年后，陈觉得这样不太好，就不再跟程联系，而程也没有再找过陈。

“我不缺钱，他也不是教我专业课的老师，我的学分也不是他给，我们之间全凭自愿。谁也没有逼迫我干这事，我们之间是相互的。” 司法机关调查陈的笔录显示。

而在付成励的潜意识里，陈因为这件事受到了伤害；但在陈心里，她并没有恨程老师，“当时自己选择了，就要自己承担”。

在昌平校区读完本科后，陈被学院保送至法大研究生院继续深造。

关注灾区妇女的需求与权利

——由汶川地震引发的建议

国家减灾中心、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援助机构及媒体：

我们来自关心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的民间机构，汶川地震发生以来，我们和全国同胞一起，关心着灾区民众的生命安危，关注着抗震救灾行动的每一个进展。对各级政府、军队、国内外救援机构及广大志愿者的努力，我们深表肯定和赞赏。目前，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继续，我们还在并将继续面对其他灾害管理。对此，我们认为，在性别平等已成国际共识和政府承诺的今天，应该强调，在灾害管理的各个阶段均应切实保障妇女及女童的平等权利及其基本特殊需求，听取妇女的意见，纳入妇女的参与，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和谐发展。

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灾情统计：

目前政府每日灾情通告中仅有总人数统计、分地域统计，而无性别及年龄、民族、城乡的分类数据。对死亡、受伤、失踪、转移、受灾人数均应进行分性别统计并公布，以使公众更准确地了解灾害对各类人群的不同影响，并为救助及重建及今后的预防减灾提供依据。

物资筹集和发放：

应注意筹集婴儿代乳品、孕妇和哺乳母亲特需品、妇女卫生用品和计划生育用品等物资；

应遵循民政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生活类物资发放办法》的规定之例，今后在救灾中发放物资严格做到公开公正，接受监督，禁止性别歧视；

等需品，资，如的物资，如物资应以方便灾民领取的方式发放，避免灾民因领取物资而增加负担，包括居于偏远地区、行动不便、照顾负担重的妇女。妇女内衣和卫生用品应尽量安排女性工作人员在没有男性围观的场合发放；

以家庭为单位发放物资时，应注意监察和保证家庭成员中的妇女和儿童得到同等充足的分配；

除老弱病残、孤儿外，对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的需求也应给予特别关注。

健康：

确保孕产妇得到基本的保健服务，转移时应确保其安全；

向受灾妇女提供卫生用品、洗浴设施和干净内衣；

向受灾妇女提供生殖健康服务。

安全：

应认识到灾害凸现某些针对妇女的暴力，采取有效措施防治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性骚扰、强奸、贩运、强迫婚姻等；

加强灾区的安全巡逻和安全警示，设置有效的报警途径并告知灾民；

临时安置区应尽量避免不同家庭男女混杂居住，尽量提供男女分开、途中及室内照明条件良好的公共厕所和洗浴设施；

对救援人员进行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基本教育，明确各类救援人员均有预防、制止和报告对妇女暴力事件的责任；

及时查处已发现的妇女受暴事件。

生计和就业：

应认识到妇女可能成为因灾影响生计和失业者中的多数，在生计扶持、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中应保证妇女的知情和参与，加强对妇女的生产和就业指导；

预防妇女遭遇以招工为名的贩运、强迫劳动和劳动剥削；

如在灾区重建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应招收妇女参加并为她们安排适宜的任务。

教育：

临时学校的地址及宿舍和厕所的安排应有利于女童安全就学，住宿学校的生活教师中应尽量安排女性；

灾区学校恢复后，应注意保证女童重返校园及入学，协助家长及女童解决就学困难，使灾区女童不致因灾辍学失学。

财产：

在财产公证、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中，应重视使妇女得到有关信息和服务；

灾后财产认定、损失赔偿中，应保障妇女的平等继承权、分配权和使用权；

如灾区农村重新划分承包地或宅基地，应遵照《物权法》等，保证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土地权。

参与：

灾区重建的规划、管理中应有灾民及妇女的参与，应了解妇女对重建的意愿，反映她们的需求，接受她们的监督；

灾民代表中妇女的比例不应低于三分之一；

在防灾救灾合作机制及相关专家委员会中，应有妇女组织的代表和社会性别专家；

应支持基层妇女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灾后社区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的选举中应注意提高妇女的比例。

传播：

媒体应更重视妇女在灾害及救灾中的经历、感受和需求，更多传递她们的声音；

妇女在救灾及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媒体应予更多报道；

坚强勇敢并非男性专有品质，不应使用“男子汉”、“真男人”之类的语言作为赞美；

采访应获得对方同意，杜绝强行采访、干扰救灾和灾民生活的行为；

采访报道应避免给灾民造成二次伤害，报道儿童尤其应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关于媒体在灾害报道中的儿童权利责任，可参考此文；

真实报道，不要将媒体工作者的想法强加给报道对象，杜绝摆拍、虚假煽情、不符合原意的编辑；

媒体工作者不应占用宝贵的救助资源，在灾区接受服务和协助应付费；

媒体应监督救灾、安置、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歧视和不公平做法。

——我们相信灾区同胞的毅力与能力，相信对灾区长期持续的援助力量。愿死者安息，伤员和灾区早日恢复。希望救灾及重建能够促进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

以上，感谢垂注，敬请传播和咨询讨论。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妇女传媒监测网络

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

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农家女》杂志社

性别与农村发展研究网络

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

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性别与参与性工作室（GPRC）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理论研究会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女性研究中心

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

北京同语工作组

浙江爱心工作组

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

同话舍—女性自助工作坊

湖南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妇女发展与权益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妇联

四川玉妥云丹贡波医疗中心

广西财经学院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所

云南省玉龙县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研究会

上海女爱工作组

基于5月29日部分在京妇女民间组织成员的专题讨论

2008年6月4日

注：本建议欢迎联署，可在传播时于文后自行添加贵机构/组织的名称或您的名字，望勿修改内文，请谅解。欢迎将您的联署和传播情况告知piner@vip.sina.com，以便汇总，谢谢！

终于与巴黎的Y老师遇见了，顺便问了问巴黎的事。对我来说，西西踢歪也好，CNN也好，都比不上她有公信力。

我:您在办公室？

Y:剛才回到信箱，在youtube看錄影新聞。

在家。

我:我看不到YOUTUBE

Y:看到法國柔道冠軍，杜耶傳聖火的一段，如記者所說：完全超現實。

他中國武警不斷拉他的手，兩度從他手中將聖火熄滅。包括正在台移交火炬時。

我:为什么?天啊

Y:杜耶一再說，前面並沒有什麼情況。

他們知道他是誰，卻“完全沒有尊重”。

我:为什么要拉他的手,熄灭圣火?

Y:杜耶和另一位運動員，笑咪咪地準備移交聖火，一武警過來將之熄滅。然後大隊就走了，將兩人傻傻地留在台上。

他們楞了半天，決定追時隊伍。

追上後，杜耶看到聖火在一武警手中，便對他說，（指指接棒選手說，該接棒的是他！

我:天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Y:對方呆了一會，將聖火交出，否則根本就傳遞不下去了。

我:您觉得法国公众对TIBET怎么看呢

Y:畫面清晰，杜耶在電視台新聞節目中一面解說，他表示，奧運，不該是這樣的，他對以後發展“甚為憂慮”

我:到底游行激烈吗

Y:非常激烈，最後的運動場，就在報社附近，走路可到，本來預備去，看電視上，周圍封鎖，已有記者在外，乃留守報社。

Y:藏傳佛教，或者傳統佛教，在此次很流行，成為一種生活方式，FNAC圖書文化公司的“精神休養”類攤位，有關書籍永遠在最醒目位子，而且非常多樣，出版很多。

他們有很多協會，我已找到一批網址，可繼續了解。

Y:有一點，這是中國，包括當局和民間，和國際社會的首次正面交鋒。除了西藏問題，對公共關係、大眾宣傳、民間自由結社活動的掌均不夠，缺乏了解，這也是我可切入的一點。再了解一下法國方面的情況。

我:我为最近的义和团运动心忧

Y:短視了。幹嘛輕易揹上歷史包袱。就是對民主社會的不了解，老說，法國政府怎麼不管！示威群眾則怒指：這是什麼民主國家！

我:有趣

Y:法國過去也一很多人權汙點，今天並沒有完全乾淨，但是他們的知識份子不斷檢討，自我批評。這是個世界性的議題，不是全部針對北京奧運或者中國。

Y:但是在北京獲得舉辦權時，支持西藏的團體就在準備了。而且他們訓練有素，否則聖母院、艾菲爾鐵塔、舊金山大橋，怎麼爬得上去！

Y:不僅訓練“武功”，而且在新聞發表，回答媒體對話等方面，都開講座的。再者消息傳佈迅速，有固定期刊。

妳說，示威起來，怎麼管？但是，每次示威都會夾雜搗蛋的激烈份子，有的根本是外面來的，那裡有熱鬧就有他。

Y:我可能先從“中國得研究現代公關”的角度切入。先設法解除一些太廉價的義和團聯想。

我也看了不少英美的報導。從他們的網路報刊上。

Y:法國報紙直接反映中國媒體的報導，LVMH（亦是家樂福大股東）老闆說，不必給中國教訓。

Y:但是，西藏問題，他們有專門研究的學者長年工作，民間學術辯論不斷。誰是誰非，局外人很難斷定。採訪這次最氣的，是記者無法入內實地採訪。

Y:回見；得準備外出了。

她好久没有在MSN上跟我说话了，半夜两人都在线上，就搭讪了一下。

看见她的签名档有个链接，我让她贴给我看看是啥。这个香港人民说：“呀，一定有TE  WU在看呢！”

不过她还是给我看，原来是：反分裂、护圣火大签名。哎呀，中国人民做啥都觉得有TEWU 在看！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感！

我跟她说，我立场略有不同。不过她不是很在意——本来她就没有主动游说我呀，不象我的淘宝旺旺上，什么人都在游说我抵制家乐福。我曾经买过东西的网店里，在我说出我的道理后，老板怒骂了十几行，大意是，我这样的无赖应该滚出中国，去投奔英美主子去。

她说当年各国投票给中国，而现在如此行动几乎是背信弃义；我说承办奥运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愿意接受国际社会的基本共同价值。

我说，奥运当然是世界的，但中国已经为一个盛大的奥运付出极大代价；现在面对国际压力，作为东道，要对话不要对抗，才能化解冲突。

她不能同意我的想法，她仍然认为签名是有意义的。

我也说到信息公开。她说至少相信TVBS的独立性，就是不能同意那些人在TIBET制造流血。我们好象在两个世界，我的世界更分裂一些：无论是西还是中，似乎都不足信。

我只好告诉她张老师最近的麻烦，给她看连接。哦，她看了以后，说，我不太能看得懂，似乎很复杂哦。

我给她看我被同事定义为“反ZF主义者”的论战，她困惑：在香港，这个事情似乎没有那么多家国大义在后面，大家就是谈奥运的顺利和反对流血。

他听不懂你的那些理念呢，她终于有点懂了，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反与不反，卖与不卖。

这时她说了一句话——这是我要写这个BLOG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反与不反之间，还有一千个层次呢！”

她不说，我都忘了。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呢，这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显然不是像我们的60、70、80那样长大的。梁文道说过他作为香港人的成长，在台湾版和大陆版的历史书的夹缝里，总算知道了一点点历史的真实。

（偷懒转贴……仿童书名字《大脚丫跳芭蕾》蠢人喧嚣的日子,来点美好的事物.这消息写得还不错!）

中新网布拉格4月15日电：

 西班牙出现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国防部长。现年37岁的卡梅-查孔4月14日穿着黑色长裤和宽松的白色孕妇罩衫，外套一件敞开的深色短上装宣誓就任国防大臣。这一任命被认为具有象征意义，体现了西班牙萨帕特罗新内阁落实“根除性别歧视”承诺，提高女性地位的决心。

　　当天同卡梅-查孔一块出席宣誓就职仪式的女大臣还有8位。在获得连任的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新一届内阁17名成员中共有9名女性，西班牙内阁成员中第一次女性人数比男性多。

　　新内阁还增设平等事务部，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实现女性与男性平等。而平等事务部大臣比维亚娜-艾多也是女性，她刚满31岁，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

　　就职仪式之后，新任女国防大臣检阅了军队仪仗队。“今天由一位妇女领导国防部这一事实是军队与社会融合的一个证明”，她说。

　　据报道，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的卡梅-查孔不但统领西班牙军队13万将士，而且还负责西班牙秘密情报机构CNI的工作。

　　卡梅-查孔曾在上一届政府内阁中担任住房大臣，她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和平主义者。

　　“她至少可以干得跟男性一样棒，即使不比男性干得更加出色”，萨帕特罗首相说。

　　数百万其它西班牙妇女完全也可以将家庭与职业协调起来，“查孔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孕期和工作并不互相排斥”，西班牙妇女组织赞扬这一任命。

　　不过一个军队协会批评这一任命是对军队的“挑衅”和“蔑视”。西班牙《世界报》评论说：“萨帕特罗想要作为一个伟大的推行现代化的政治家载入西班牙历史。在他的内阁部长选用上他注重社会教育学更甚于注重他们处理国家事务的真正能力。”

　　然而萨帕特罗首相显然不会因此动摇。他强调：“大男子主义导致的犯罪行为必须消除。”去年在西班牙有71名妇女死于家庭暴力，她们被自己的丈夫或前男友杀害，成千上万的妇女遭受毒打和虐待。

　　据报道，西班牙议会中女性议员只占36%，大企业的经理只有4%由女性担任。40%的妇女为了照料年幼的孩子放弃工作留在家里。妇女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30%。妇女平均每天要无偿地干5个小时家务。

　　西班牙妇女地位低下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在1939年到1975年佛朗哥政权独裁统治期间，妇女如果没有得到丈夫同意就不能找工作，不能开设银行帐户，不能申请护照或签订合同。

馬英九

現在我向大家報告開票結果統計，我與蕭萬長先生，得票已經超過一半，當選“ZHMG”第十二任的“總統”、“副總統”。
　　我要強調的是，這一次選舉的結果不是我們馬蕭個人的勝利，也不是國民黨一個黨的勝利，是全體TW人民的勝利。這是TW所有希望，求新求變，期望開放改革，期望和諧向前行的人民共同的勝利。

重要的是，我們完成了TW歷史上第四次的公民直接“總統”選舉，在平和的情況下落幕，代表著我們的民主政治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從選舉的結果可以看得出來，TW人民的心聲是什麽：TW人民希望政府清廉，不要貪腐；TW人民希望經濟繁榮，不要蕭條；TW人民希望政治安定，不要內鬥；TW人民希望族群和諧，不要撕裂；TW人民希望兩岸和平，不要戰爭。 （事實上，他每說一段，就像幼稚園老師一樣問：對不對呀？支持者率眾答：對！）
　　過去一短時間，我從南到北，訪問了260多個鄉鎮市，接觸到50萬民眾。我深深地感覺到，TW人民的要求並不多，我們只希望能夠過安定和平的日子，生活要過得好，而且最重要的，我們要能夠維持，TW之所以成爲TW的核心價值，就是善良、堅忍、包容、勤奮，刻苦。
　　這8年來，TW人民對政治感到厭煩，對口水戰感到痛憤，但是有一些期望，藍綠卻都是一樣的。TW人民並不希望大富大貴，但有他們有權力要求不要過苦日子。

TW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人民之間對政治的看法或許並不相同，彼此也批評，但是每一個人都會同意的是，我們不能再原地踏步，不能在空轉內耗下去了。所以，我們認為，只有改變，TW才有希望，只有改變，人民才有機會。
　　我向大家報告，人民的聲音我們聽見了。我們雖然是勝選，但是更重要的，我們心裏瞭解到，這是一個重大責任的承擔，我們必須要把人們的付託，變成政策、變成施政，才能夠回報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1月12日的“立法委員”選舉，我們拿到了2/3的席位，今天在“總統”大選，我們又能過半，這代表人民支持我們“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看法，這代表著蕭院長和我出來參選，不是爲了自己的榮華富貴。我們知道，我們肩上的重擔，不是千斤，而是萬斤，請各位放心，我們就任之後，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們提出來的中央地方的各項政策、工作預算，盡快推動，徹底落實，一定要貫徹到底。所以，選舉的結束，只是承擔的開始，選舉的結束，也是改革的開始，唯有改變，TW才有希望，唯有改變，人民才有機會。
　　我要在這裡，向我的競爭對手說兩句話：謝長廷先生、蘇貞昌先生、他們的競選團隊，還有支持者，都要向他們致意。這次選舉，大家當然有許多的批評，有許多火花，但是我們從來不敢忽視民進黨在過去幾年當中，對於TW民主、TW進步的貢獻，也許我們看法有不同，但是我們至少完成了TW史上第四次的“總統”直選，讓“總統”選舉能夠在基本平和的情況下落幕，完成了TW民主政治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我覺得不論輸贏如何，我們應該同感驕傲。民主自由是TW最珍貴的資產，我們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許感覺不到，但是一旦到了關鍵時刻，民主自由展現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們今天晚上開票的過程，全世界、亞洲，全部都在轉播，大家都在關心，爲什麽，因爲華人世界，只有TW，能夠在民主的發展上達到這樣一個境界。我們的民主，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還有許多必須要排除的缺點，但是，幾千年來的華人社會，只有TW能夠在這麽小的地方，卻走的這麽遠。民主自由是TW最核心的價值，蕭院長和我都願意以我們最大的力量來捍衛。
　　我們5月20日執政之後，一定努力爭取民進黨以及其他在野黨派的合作與支援，共同會為TW的前途打拼。我要在這裡承諾，謝先生提出來一共19項的重要政見，我們也會把它作爲未來施政的重要財產，我一定會傾聽人民的聲音，尊重在野黨的意見，保障獨立機關的運作，維持社會中堅的力量，推動陽光政策，讓TW繼續在民主的大道上前進，我保證上任後一定身體力行。
　　各位鄉親，選舉只是一時的，但是人民的福祉、社會的安定、COUNTRY的前途卻是永久的，選舉只是決定這四年內由誰來管理這個政府，我們不必過渡的看待，還是應該想到選舉的結束，就是執政的開始。選舉的本質是政治性的，會衝突對立，執政之後是行政性的，我們不會因爲有500多萬人沒有投票給我們，就不照顧他們，他們都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一定會一視同仁，不分黨派的照顧。
　　我們向大家保證，執政之後的國民黨，會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我們會努力的傾聽人們的心聲，我們在野8年，非常能感受到人民對現狀的不滿，我們會把他們的心聲，當作我們執政的最主要的依據，我們會勇敢的檢討，我們會努力地把我們的社會改得更好。
　　蕭院長和我執政之後，一定努力以身作則，讓所有的孩子們看到一些正面的示範，讓孩子們不會跟我們學著變壞，這是我們政治人物應該做的正面示範。
　　和平競爭，將來會是政黨的常態，在此我要感謝支持我的民衆，給我們一個機會，讓TW能夠大步向前邁進，我跟蕭院長一定儘快達到各位的期待，特別感謝各地競選的幹部，感謝國民黨所有黨部的仝仁，感謝員警仝仁、維安人員，感謝各位鄉親……

謝長廷

TW人民已經用選票做出決定，我們接受敗選的事實。我們在這裡，要恭喜馬英九先生跟蕭萬長先生。

很遺憾，民主進步黨這一次的表現不如預期，我們辜負人民的期待，在此我應該也願意負起最大的責任。

我在這裡也要呼籲民主進步黨的支持者，冷靜面對這樣的結果。民主包括結果、也包括過程，過程難免有爭議，但是我們接受，不要再有抗爭，讓我們的社會非常迅速地能夠修補因為選舉所留下來的裂痕，讓我們的人民能夠很快地生活在愛與信任的環境裡面。

我們選舉失敗，但是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祖先留下來的民主的火種，不能熄滅，我們要轉失望為動力，守護TW的民主。我相信所有民主進步黨的同志都會謙卑、反省，但是身為候選人，我要承擔較大的責任。

我除了會兌現對敗選的一切承諾外，也將持續守護民主、守護TW，我的生命屬於TW，捨此無處可去，這是我個人的挫折，不是TW主體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結果，不是民主的失敗。

我要感謝這次選舉過程中辛苦的同志、幹部，還有志工，這段時間的付出跟辛苦。我不會忘記316擊掌每一雙溫暖的手、我們心中的感動，我們將永遠保留這樣的熱愛，愛我們的TW、愛我們的土地、愛我們的COUNTRY。

我再次重申：選舉是我個人的失敗，不是TW的失敗，今天不要為我哭泣，聚集我們的力量，繼續熱愛TW。

TW的發展從來就不是順風而行，風愈大我們愈要走，我們要永遠跟人民站在一起，衷心地為TW祝福，我們相信人民，也相信TW。再一次，我代表所有競選團隊的幹部，為我們辜負大家的期待，為這一次的敗選，深深地向大家表示我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