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提出批评的人。

文/洛洛

女权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大多数时候都是负面词汇，多半是因为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论者经常要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为与它不相干的东西负责。譬如在不绝如缕的关于上海女人和上海小男人的种种说法中，女权主义被用来表述类似御夫术一类的东西。

很多论者在讨论女权主义的时候，常常自说自话，他们所提到的“女权主义”观点，既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知识传统中的任何一种，也从未在中国现实发生，而是他们想象中的“女权主义”。不管他们讨论多少“女权主义”，他们对中国妇女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兴趣了解，对女权主义思想源流和历史从不作一点基础的功课。他们先设想一种不可理喻、荒诞无比、极端得可笑的“女权主义”思想和现实，然后批驳之。

对这样充满唐·吉柯德精神的学风和文风，我觉得有责任提出一点批评和商榷。最近学者摩罗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妇女解放不能以伤害母性为代价》就是这样的文风和学风的典型代表。

对历史的无知

摩罗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应该为“母性的丧失”负责，他如此展开他的论述：

“最近几年不断听见年长一辈的女性倾诉当年生育孩子的艰难困苦，那一代母亲几乎都是在孩子出生42天之后，就不得不离开孩子，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至于孩子，要么交给祖父母那一代老人，要么交给托儿所，有的人甚至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千里之外的亲友家中寄养。孩子这么快就离开母亲的怀抱，他有多么绝望？母亲如此狠心的抛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有多么痛苦？虽然早就时过境迁，可是这些倾诉着的年老母亲依然难免眼含泪水。

　　谁都知道，母亲之所以不得不选择这种痛苦，是因为她必须立即投身职业场，恢复她的社会角色。社会和职业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为什么一个社会要如此残酷地对待这些母亲和孩子？跟历史上母子相依为命的情景比起来，这种社会现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倒退。为什么随着文明的发展，母亲和孩子的命运却变得更加恶劣？是谁推动了这样的倒退？

我首先想到了妇女解放，因为是妇女解放运动为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男权社会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如此虐待母亲和孩子。妇女解放运动是谁发动的？这个运动真的是为了妇女的权利而发动的吗？”

显然，对历史的无知让摩罗找错了对象。并非是妇女解放，而是当时国家的劳动与福利制度，让文中的母亲（1949-1980年代前后）不得不告别孩子回到工作。在那个时代的就业制度下，国家和集体是唯一的雇主，个人在其中只能俯首听命，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那时候，工作不是私事，而是有深刻政治意涵的公事，公必然大于私，只要革命工作有需要，非但父母不能照料儿童，儿女也无法扶助父母，家庭成员无法互相照料，个人必须为工作无条件付出健康和生命，只要看看那个年代不断涌现的“螺丝钉”“鞠躬尽瘁”式的英模形象，就知道那是个个人空间被集体主义的理想无限挤压的年代。

在1949年以后，虽然国家宣称实现了男女平等，但现实是，养育孩子、照顾家庭单方面由妇女负担，仍然是国家默认并支持的事实，从夫居住、从夫工作被诸多劳动人事、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制度强化，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得以留存。“光荣妈妈”、“铁姑娘”等等几乎互相悖谬的角色，正出于妇女被不同阶段的政治利用的同一事实——请问，那段历史，又有哪个群体、哪些个人能避免被政治利用呢？但这些帐这恰恰不是妇女解放运动之过——因为1949年以后，在中国曾经活跃、政治取向多元的民间自由女权运动即告终止，代表妇女整体利益的唯一机构，是妇联组织。了解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人，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然而，在妇女解放与动开始之前，中国妇女的状况真如摩罗所说，“母子相依”，田园牧歌，一派和谐景象吗？摩罗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显然略知皮毛，但知之不深。中国女权运动的早期论著《女界钟》（1903年）就是一个男性知识分子金天翮撰写，金如此描述 “旧女性”——“女子者奴之奴也”；又如此描述西方社会的现代男女关系：“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仗，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那些欧洲的白人男性啊，这会儿正嘴里叼烟斗，手里拿着斯地克，挽着爱人，带着小娃儿，昂首勾肩搭背在伦敦、巴黎、华盛顿大街上啊……我恨自己不能那样！）妇女解放，就这样成为男性知识分子的中国现代化图景的一部分，而为男性知识分子所率先提倡。女性不解放，男性就无法享受欧美一般品质的伴侣家庭关系和公共空间，无法成就他们以欧美为蓝本的现代化。

不过很快，妇女解放不需假手男性，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取向的职业妇女和革命妇女，有了自己的妇女解放论述与行动。在国民革命时期，妇女运动曾经是非常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以至于国共两党都把女权运动分子当成争取的重要对象。当时妇女解放的议题涉及女子教育（包括劳工扫盲）、女子职业、女子参政与参与民族独立运动、帮助保护受虐妇女（妻妾与婢女）、关闭妓院、训练妓女、立法保障妇女的平等权利，制定劳动法，保证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孕产哺乳保护）与童工，托育社会化等——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妇女所享有的、视之为当然的权利，很大意义上脱胎自那个时代的遗产，以及后来妇女领袖们在有限体制空间里的博弈。

这一切，摩罗们了解吗？

学理的草率

不过，对于摩罗描述的妇女解放图景，我也有我的无知。譬如：“伴随着嘹亮的号角声，一些女中豪杰不但对男性权威发起挑战，还对自己的性别特征发起挑战，决意只从共同的人性层面理解男人和女人，‘只有人性，没有母性’成为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口号。”明显有些陌生的“只有人性，没有母性”是出自某位妇女解放先贤的论述，还是摩罗按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口号呢？如果只是摩罗信口开河，那么这是极不负责的。

　　终于，摩罗论及了解放的妇女。“在深刻而又强大的女权主义武装之下，一些女性拒绝与“男人”和“性别”相对应的角色特征，不愿成为男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她们力求与男性并驾齐驱，在社会大舞台上纵横驰骋，追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许多人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成为功名利禄上的强者），脱颖而出成为人中豪杰，但是却不再具有女人的特性。”

在这里，何谓女人的特性？是否一个 “有着巨大成功”的女性便不是女人？我必须说，摩罗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歧视性的，他暗含的判断是，一个女性，不管她有多少作为，只要没有成为男性的配偶和孩子的母亲，便不能称之为女性；也就是，女性的身份，必须仰赖与男性的关系予以证实。

摩罗认为，“物有阴阳，人分男女，这是造化的规定。”在这里，摩罗使用了一个诗意而含糊的词，造化。如果造化是指自然，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或男性是反自然的——这个判断，由谁作出？而由个人或某些人群做出的判断，如何自行证明自己是“符合自然的”？自然与文化的截然二分法也是女权主义质疑的对象，因为我们认识的自然，无不受到我们自己文化和既得利益的影响：譬如，异性恋者觉得同性恋者不符合“自然”。

女权主义理论和流派纷繁复杂，最容易让那些坚持非此即彼的价值和知识的人感到恐慌。即便某一些理论比较“接近”摩罗所描述的，主张“把女性打造为男性一样的动物” ，或“将不生孩子或者不亲自抚养孩子作为一种革命性倾向号召于所有的女人”，却经常被另一派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和发展。譬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波娃对婚姻和母职有非常雄辩的质疑和批判，但很多女权主义学者却对拒绝婚姻和母职的运动策略不能苟同，也对存在主义对身体与本能的恐惧提出批评。而一些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也表明，母亲身份（男性的母亲），可能在宗族社会中，以伦理秩序中的优势补足性别秩序中的劣势，让妇女充权，发挥对家族和社会的影响。但不管是哪一派主张，女权主义对母性的反思与论战，挑战以狭隘的男性利益为中心的知识和价值，这种知识和价值体系以对母亲角色的神圣化，“母亲”与“妓女”形象的两分化，提倡无私奉献的女性道德观，病态地禁止妇女为自己的快乐负责，从而限制妇女的社会角色，剥削妇女在生育和家庭照料中的劳动——直到现在，以亲情和爱情的名义，主要由女性负责的这些劳动是唯一名正言顺地不支薪的劳动；女性要生育、养育和照顾家庭，也成为她们在社会化工作的领域，被“光明正大”地看成次等劳动力的理由。

至于“无论是以社会性的名义扭曲和遏制母性，还是以人性的名义扭曲和遏制母性，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严重迷失”，那就是摩罗自己的想象了。在这里，作者不了解女权主义对母性的分析思路，堂·吉柯德式思维出现了，摩罗错误、妖魔化地描述了女权主义，把风车描述成巨人，然后胜利地打倒了 “它”。

女权主义反对的就是摩罗的那个充满偏见的“自然”。女权主义质疑对性别本质主义的看法，相信社会性别——对性别身份的展示、实践和表演——是社会建构而非自然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女权主义反对刻板的，截然两分的所谓男性和女性气质，而主张对性别文化的多元价值与表现，尊重个体的选择和创造。女权主义确实和摩罗势不两立。女权主义当然也很难接受“母性本能”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没有“父性本能”这样的说法，少有对父亲的近乎肉麻病态的歌颂，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铸造对“人性”看法的文化，产生于一个支持男性不负担照料家庭工作的社会。

可笑地是对性别持两分的刻板意见的摩罗，一再强调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对“人性的丰富”的意义。但是，请问，是让每个个体自由选择自己心目中的“性别特征”——还是象摩罗那样，主张女性多奉献给“母性”，男性去追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视之为自然，如此千篇一律的性别说教——更加有利于人性的丰富和文化的多元呢？

金天翮是呼吁妇女解放的，摩罗是反对（或者怀疑、否定）妇女解放的，不过这相隔整整100年的两位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的社会角色的认知，却惊人地相似：国民之母亲。他们都忘记了，也许大多数女性会成为下一代国民的母亲，但她们首先，是国民本身。

1900年代的金天翮这样思考尚可理解，何况他也是最早的女子教育家之一。但我们不难在今天继续看到这样的思维：女性首先是别人的什么人，然后才是自己。当媒体提到帮助农村女童完成学业的慈善项目时，他们如此描述——“她们是未来的母亲”，完全意识不到，教育是对这些女公民的赋权。当提到今天高悬的出生性别比，有些决策部门和昧体首先想到的是“几千万光棍没老婆”，也丝毫意识不到，这个性别比失衡，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在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生活境遇是如此迥然不同。

说到母性，摩罗有很多不假思索的诗意说法，却缺乏最基本的论证。“女性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者，她跟孩子的血肉联系和相依为命的权利，是上帝对于女性的独特赏赐。” 这句话翻译出来，无非是说，女性的生育能力是其他性别所不具备的。但生育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一个人天赋异禀，她是否有不使用的权利呢？她是否有权利与其他无法生育的人类，以及一个需要她的生育能力来进行再生产的人类共同体，进行生育制度的讨价还价，而不是无限高尚地提供自己的身体和照料劳动呢？生育是社会延续的基础，社会必须向女性表明足够的诚意，而不是一味剥削她们的身体劳动。

摩罗似乎忘记了，生育是自然本能，而养育、照料和教育则是从社会习得的技能。对于儿童养育，父亲的角色与母亲的角色一样重要。这个男性知识分子通篇谈母职、母性，把家务与孩童教育当成妇女天然的职责和自然本性，却不谈父亲的角色与职责和男性的照料养育责任，实在是太看轻做父亲的技术含量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代多数的职业妇女八小时以外还要为家事疲于奔命、蜡烛两头烧，凡是成功女性都要在媒体上忏悔自己不是个好妻子好妈妈；而家庭的男主角们下班应酬、做甩手掌柜却毫无愧色。摩罗是男性，他显然对这种模式觉得很舒服；但作为一个思考者，他是否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已经影响到自己立论的公允呢？

对论题缺乏真正的关怀和了解

摩罗的“母性教育”主张，更是腐儒气十足，表示他对自己论述的对象——妇女和儿童养育，都实在缺乏常识。

他对妇女的实际生活景况毫无了解，可是他什么都敢说。“现在城市女性妊娠和生育的质量越来越低，妊娠和生产期间孩子出问题的比例越来越大，”抱歉，“妇女蓝皮书”的数据表明，城镇妇女生育比较容易得到医疗照顾，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城市妈妈们通常都有各种途径接受相关知识培训，她们还有网络这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相互补足医院没有提供的知识和保护，围产期遇到的自身健康和孩子健康的问题，越来越少而非越来越多。

成问题的是农村和流动就业妇女（这部分妇女在摩罗的文章里丝毫没有论及），她们通常在“黑”诊所或者产婆的帮助下迎接新生命，没有定期产检，健康和死产问题不少，但这恰恰不是因为她们没有“母性”和知识，而是更坚硬的现实：她们没有钱、没有地位、缺少社会资源而不是相反！！！

“整个妊娠期间，孕妇应该进一步接受生孩子、养孩子、护理孩子的知识培训，而绝不应该直到临盆前一天还在职业岗位上操劳。”作出如此主张的摩罗可能并不知道，正常怀孕的妇女，基本都有能力完成日常负荷的工作；如果不是特殊的高危怀孕，医生也鼓励她们工作到临盆，因为工作有益于心理调适、顺利生产。而对于一些不得不尽量延长工作的母亲——确实，我们的劳工权益状况对母亲是不友善的。

“提倡母乳喂养，至少持续一年，最好持续2—3年。单是这一点也需要母亲怀着丰盈博大的母性坚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摩罗也许不知道，通常的儿科建议，是至少哺乳6个月，最好坚持一年。而主张一年之后仍然继续喂母乳的，通常是特别提倡哺喂母乳的社会组织，利弊见仁见智。摩罗很幸运，他没有哺乳这样神圣的天赋，因此也不需要体验妈妈们哺乳的时候，参加公共活动的不便、胸前肿胀如石的痛苦，到什么地方都要带上一堆仪器和纺织品的累赘。因此，他不经过任何医学听证和了解，可以大笔一挥，把母亲们辛苦的1年翻番。摩罗对他毫无了解的婴儿养育发表高见，却不提现代育婴专家们，大多主张父亲也通过和母亲一起喂奶和照料，跟孩子形成亲密的身体接触和互动。因此，他天真地以为，儿童只需要“怀着丰盈博大的母性”的母亲在摇篮边就万事大吉。

值得注意的是，摩罗虽然提出非常天真和有空想色彩的建议，他却丝毫未提到儿童养育的国家责任。国家如何在男女两性在法律层面可以平等进行社会参与、而女性被委以过多家务负担的现实中，通过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既保证儿童可以得到充分照料，又不强化、或者改变男外女内刻板性别模式？如何帮助那些贫穷的父母？如何帮助那些留守的儿童？如何让儿童在双亲的关怀下平衡成长？摩罗也许觉得，生养孩子本来就是 “上帝赋予”“伟大母性”的光荣职责，伟大的男人和伟大的国家都可以袖手旁观。

拉女性垫背的阴谋

我从很多议论过妇女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不出他们查阅过哪怕最简明的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或者字典。他们最要命的一重无知，就在于对自己的社会位置缺乏自省，对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性别、阶级）的利益和特权对自己思维方式、知识前提的影响毫无警觉。这对于思想者，恐怕是最要命的一重无知。他们以为自己做持平之论，客观公正，甚至，他们还以为自己在代表广大妇女的利益咧。

摩罗说：“我们这个时代从事任何一种工作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才能上岗，唯独生孩子、当母亲这项最为神圣和艰巨的工作，不要求进行任何培训和教育。这种现象背后是对人的权利、需求、特性的极大漠视。”我想，这个句式可以修改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从事任何一种工作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才能上岗，唯独男性知识分子谈妇女问题这项严肃的工作，不要求进行任何培训和知识背景的准备。这种现象背后是对妇女的权利、需求和女权主义学术的极大漠视。”

这种文风背后，是对妇女获得平等权利的敌视。为什么1990年代中提出“妇女回家论”和妇女阶段性就业论的都是男学者？又为什么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妇女回家论”的都是男委员？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男性知识分子，喜欢对自己不了解的女权和妇女问题说三道四？为什么古往今来有那么多男性喜欢制造什么是好女人什么是坏女人的话语和标准？我不得不这么说，他们如此主张，实在不是出于多少学理上雄辩的理由，或者有多少现实依据。他们就是不喜欢女性在事业上与男性并驾齐驱，他们就是不喜欢那些独立、聪明、能干的女性。对于一些男人，输给同性，他只能接受规则；而输给女性，则意味着巨大的心理危机。当整个社会就业出现困难，他们习惯性地转向牺牲女性就业来成全男性的自尊；当大家都在资本的压榨下疲于奔命而疏于管理家庭，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负责，而是拉女性垫背。

中国女性进入专业领域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如今的就业比率还不到50%，这个社会空间是脆弱的。女权主义鼓励每个女性聪明地作对自己最好、自己最愿意的选择。这意味着有些女性会选择回归家庭，有些女性会选择事业领域的成就，有些人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平衡，可千万别忘记，在权利的基本面上，妇女是一个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