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八十年代，我更願意相信當下更是一個經歷歷史的好時間。

關於中國大陸1980年代的懷舊，在2006年初的中國媒體上悄然蔓延。只是所有的媒體報道都顯得那麽隔靴搔癢，欲說還休。一方面是八十年代的諸多中心人物，現在仍然不被允許在媒體上存在，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事件，終究不可說——既不可追思，亦不可批評和反省，仿佛從未發生過。離當下最近的60年，卻成爲中國人最容易忘卻的記憶。

《八十年代訪談錄》正是爲了挽回集體失憶而作的努力。儘管採訪計劃的緣起是一本“吃喝玩樂”雜誌的專題，採訪的人物僅限於當年北京的“文化熱”朋友小圈子，作者查建英還是經過了一番細心遴選：作家阿城、詩人北島、藝術評論家陳丹青和栗憲庭，音樂人崔健和劉索拉，導演田壯壯和紀錄片研究者林旭東，學者甘陽、陳平原和李陀。1980年代以後，這些曾經的八十年代“文化熱”中的風口浪尖的人物，之後既沒有在公衆視野消失，也不再大紅大紫。他們身上共同延續著八十年代的某種氣質，卻隨著時間的沈澱而更加有個體堅持的力量，他們沒有停滯不前，變成過去的化石。因爲被採訪者的光彩，以及對話者之間良好的互動，儘管並爲涉及過於敏感的話題，這本書對八十年代的還原，超越了最近幾個月的媒體炒作。

在採訪的角度上，不同的被訪人有不同的側重。這本書太厚，因爲要保存對話的原始風格，不免有很多拖遝之處。如果其他讀者如我一樣從李陀讀起，就會有更多往下讀、並且深思的興趣。對於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和知識份子的中心地位，很多人都表達了他們的懷念。陳平原則說，八十年代沒有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爲幾乎每個學者都有明顯的公共關懷。甘陽則批評九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只有單一化的思考，其實是沒有能力或興趣去思考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思考的問題。李陀是對“八十年代的友情”有不可救藥的追念的一位，也是書中對八十年代思想反省最徹底的一位，他認爲，“一個思想大活躍的時代，不一定是思想大豐收的時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個思想大豐收的年代。”他認爲八十年代思想史的關鍵，是梳理民間和學界的“新啓蒙”，和官方提倡的“思想解放”兩個運動之間的糾葛。而“思想解放”的紀律要求，兩個運動都有的“普羅米修斯情結”，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後知識的斷裂，限制了“新啓蒙”的眼界，讓新啓蒙的主流執著於西方古典學術的介紹，重復19、20世紀之交前輩學人做過的工作，而與20世紀末的世界學術新潮流失之交臂。

本書最值得翻閱的地方，確實是對話者的真誠，無論的甘陽的狂狷，還是崔健的激憤——甚至一位被訪者反思的八十年代的弱點，在另一位被訪者的表現中得到映證——都躍然紙上不加掩飾。小圈子化既是本書連作者也意識到的弱點，也是它的長處——那種八十年代的小圈子友誼，有對話的誠意和包容的天真。譬如劉索拉談到八十年代的人從革命英雄主義的“弄潮兒”角色回到做一個健康明朗的普通人的過程，非常誠實，也很有力量。

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麽毛病，那就是對兩個時代刻板化的認識，作者用諸如“激情/利益”、“浪漫/現實”、“火辣辣/失落”、“天真/精明”之類對立的常見詞來區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寧願把那看成一種必要的市場包裝。 

1980年代末，作爲內地小鎮的一名14歲少年，我藉由早熟的閱讀興趣，通過郵局訂閱的《新觀察》雜誌和閱讀風靡全國的“走向未來”從書，我算是充當了1980年代的一個旁觀者，眼睜睜看著歷史的爆破和灰飛煙滅；1990年代，我也在大學校園宣傳欄眼睜睜看著越來越多的商業招貼覆蓋掉人文精神講座的海報。但17年過去，我們生活在一個比八十年代更加真實、更加複雜，更加殘酷也更加悲欣交集的中國。我理解《八十年代訪談錄》中被訪者對當前這個年代的憂思，但我懷疑，1980年代的好，那是因爲很多東西還來不及變壞。

八十年代，智者是那些舞弄文字和思想的人，大衆似乎只是等待被救贖的盲目的大多數；但在今天，有更多的基層維權者用他們的行動來詮釋權利的意義；八十年代的人們用上書和辯論的方式來表達政治關懷，而今天的法律專業人士則提議違憲審查。八十年代有如一個大舞臺，高尚和深刻可以不辯真僞地隨處表演，在當下，功利和娛樂化的氛圍裏，那些真正的善良和憤怒更讓人安慰。比起八十年代，我更願意相信當下更是一個經歷歷史的好時間。

文/洛洛

张钰肯定是臭名昭著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是除了她，还有谁有资格臭名昭著呢？

和打假一样，买了假货自己贴上车费去退了，还要暗暗感激商家服务好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更不要说那些自己默然认栽的了——只有那些明知是假，还要成千上万地买的打假专家，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张钰充当了这么个狠角色，这是勇气可嘉的地方；她未必能改写娱乐圈的历史，但她必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不管她演技如何，长相如何，才华如何，出身如何，人品又如何，这些她的对手不断制造的浮沫般的细节，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冲破了一切给女人设置的警戒线，拼出一身剐，周密筹划，手段下作老辣，做了个彻底的烂人。

有趣的是，至今，没有人怀疑“潜规则”的存在，最保守的意见无非认为这是“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这些措辞对于中国人不算陌生——基本上，说了等于白说的话，都是这个套路。除了对“少数害群之马”表示礼节性的不屑，不少业内业外人士的意见基本上可以这么总结：一、抖出来有什么用？愿赌服输吧！二、女演员虚荣，经不起诱惑啊——不演也饿不死啊！三、 “真正成功的人” 都是凭“真本事”的，“潜规则”只存在于不那么优秀的人中间，怨自己！ 

事实上，谁是制定规则的人？一定是掌握资源分配的人，很不幸，跟所有行业一样，他们往往是男的。既然现实是，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仲裁者给约束他们的性活动，那么他们的规则就是行业的公理，无论是光明正大的，还是心照不宣的。接受资源分配的人除了服从和退出，没有选择——一部分人拥有幸运的豁免权，并不代表其他人受到的剥削是幻觉。

既然演员是一个合法的工作，那么演员争取角色，就和一个钟点工要求增加时薪，医生要求评高级职称一样，是非常正当的要求。即便是一个非常没有天赋的演员，争取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是卑微而值得尊重的（不少今天的大腕都有这样的当年）权利——发展的权利。如果她必须为这个放弃身体的自主权，那就和钟点工为了加一元钱而接受性骚扰一样残酷——不管性观念是否开放，不情愿的性关系带来的痛苦都是一样的。

一个不够优秀的人也有权利向往成就，要求更加公平的游戏规则，何况在任何行业里，“不够优秀的人”永远是大多数，“不够优秀” 没有责任成为烂规则的注脚。如果为了现实的原因，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得不按一个很烂的游戏规则行事，那么她也至少有权利要求按照烂的规则，给她相称的烂回报。因为迫不得已，她不必为这个烂规则被咎责；如果有人连这个烂规则都不遵守，她还能干什么呢—— 

张爱玲早有名言：“本来，一人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女人想给男人当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还污了刀。 ”这句话用在张钰引发的舆论上头，仍然可以当新闻综述来用；只是要加上一句：“如果一女人想给男人当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还满世界声光电化地作秀，活该坐电梯直接下十八层地狱。”回头看那已经是六十年前的老月亮了，中国女人在男女之事上头的发言权，还真没有什么起色。

张钰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克服了作为淫恶的妇女，对公众发言的羞耻和恐惧。如果那种羞耻心只是让弱者为自己无须负责的一切负责，为加害者粉饰太平，那么这样自作自受的廉耻不要也罢！要等待同情，等待别人赠送的公正，是没有指望了。唯有展示硬邦邦难以下咽的事实，证明自己的经验不是幻觉……说出来，是弱者唯一的权力。说出来，基本上很难挽回损失，未必能改写规则，但能让强者有所忌惮，让规则在执行面更加公平，让相同处境的人得到慰藉和支持，让后来的想说出来的人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