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些细节的披露和案子移交，决定贴上来。并且开始更新。

如果这个案子不能给高校生态带来任何触动……

教师职业如何才能不“高危”？

文/洛洛

    政法大学的老师，被学生残忍地砍杀在讲台上。这个新闻，让一些论者感慨“教师成为高危职业”，对此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但是否应该有一些建设性的探讨：教师职业如何变得不高危？

目前老师已经离去，警方公布的信息有限，任何对事件的揣测和对死者的指责都面对道德压力。但是，可否将人抽离，就事件的细节作一些讨论、也对目前高校里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现象作一些整理？

讨论这个事情的背景是，高校中，学生与老师互动频繁，这些互动可能在公领域，譬如讲堂课室办公室，也可能在私的领域，如咖啡馆、旅游景点——随着单位越来越少地去管束员工的私生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公私之间的灰色地带，也就变成了一个规则的真空。但这些公私互动，因为老师（不少还有行政职务）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与学生利益攸关，深刻地影响了当今高校的生态。

暂且不管未被证实的被杀害老师“与女研究生关系暧昧”情节，仅仅考虑部分政法大学学生对老师的怀念中涉及的细节，我必须抱歉地说，需要无情地指出的是，这位老师对女性学生的“浪漫”情怀，已经到了一个工作伦理的边缘状态——虽然在缅怀的话语中，这些都是被学生当成一种友善和“浪漫不羁”的教师素质描述的。

他在课堂上（而非私人聚会中）公开读为若干女性写的情诗——与讲课的主题、学术的表达有关系吗？这样做的潜台词，不是“我是一个优秀的老师”，而是“我是一个浪漫的情人”。此外，他不是为所有 “值得尊重”的毕业生写诗，而是专门为女生们写诗，连怀念他的学生也说，这样“当然会激起各种联想”。这种联想当然是：这可能把师生关系，变成了男女关系。可能很多人忽略了，“风流”可以是一个人的私生活选择，但将其不加防范地泛滥到工作关系，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对他人的冒犯，变成 “下流”。

众所周知，学生在情感上，崇拜爱慕老师，是青春期的普遍反应；但这是否意味着，一位老师可以借用讲台，满足自己私人的感情和欲望，或者对自己企图满足自己私人感情和欲望毫无反省呢？教师无论在智识还是阅历上，还是掌握的资源上，都对学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或者换个词，控制力；换句话，优秀的老师想让学生爱慕自己，很容易。

欧美社会对私人生活的多种样貌比较宽容，但他们的高等学府，却对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作出极为严格的限制，并且不是不成文的规则，而是写得清清楚楚、约束力十分刚性，可能会导致教师被辞退的工作守则。这不是反对“自由恋爱 ”，而是为了规避性骚扰指控。老实说，在中国目前的高校中，我们看不到这样普遍的刚性约束，也看不到其背后对师生权力关系的深刻认识而产生的基本道德约束。我们看到的是规则的迷失：似乎怎么样都行，又怎样都不行。

师生关系涉及复杂权力关系（学术评价、深造机会等），师生发生性爱关系，容易导致公权私用，影响工作环境的公平。在学院中，师生是权力不平等的主体，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存在胁迫性因素。尽管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自愿的”；如果没有有效的投诉途径，而抵制和接受“浪漫”的后果对个人前途影响巨大的话，对于没有权力的一方，屈从就会成为一种 “自愿选择”。

当然，师生之间，未必一定的两性的互动，一些性格上的不合或者利益上的不合作，也会造成学生和老师在学术评价或资源分配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老师对学生的裁度和分配权，通常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掩盖了其中的不公平。

当一种权力涉及他人的境遇，那么就应该有所约束，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的权力。如果不考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关于师德和学生的本分，我们就会搅成一锅粥，互相指责而找不到出路。人性都有弱点，导师可能为私情而影响对学生的好恶，学生也可能自己的立场而对老师过于苛求。道德需要制度来保证，面对一些暴力事件，大学里不仅要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投诉机制，或者师德审查委员会，让学生表达不同意见，让双方有可能在第三方面前协商争议，有机会争取更公平的裁决或对问题的更多共识。

尤其在目前，高校就业压力大、学生患得患失的心态普遍，必须要保证老师和学生之间，有更公平的评价体系、更民主的学术互动，或在有“暧昧关系”投诉的情境下，作一些必要的利益回避的安排。这些安排的原则，就是最大程度地把“公”、“私”隔离，让老师不要为公事引起的争端，付出生命的健康的代价。另外，通常矛盾都有升级过程，投诉机制本身能够提供一些警讯，因此，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安全机制。

我再次强调，以上评论针对高校生态而非任何个人。所有人都希望保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信心底线，也希望教育能挽救我们的内心危机，这是笔者写此文的动机。

另外，对于那个铸成悲剧的学生，虽然学生弑师在中国人的伦常观念中更加难以接受，但他应该得到一个公平公开的审理，审判应该最大程度地资讯公开，面对毫无保留的事实，更有利于我们防止同样的悲剧。

《礼记·中庸》有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能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也常警戒谨慎，在人家还没听闻时也常唯恐有失。若大学在制度建设上，能对师生的平等、友善的关系提供更多制度保障，保证老师对自己的权力和光环“戒慎恐惧”，是对学生的关爱，也是对老师的负责，更是对教育良性发展的促进。

相关最近报道http://news.ifeng.com/society/5/200905/0521_2579_1168055.shtml

我留意的一段描述： 

第二次去北戴河期间，陈为何主动告诉付成励自己的过去，但又不说清楚具体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相处，必须先把这事向他(付)说明白，他接受得了，我们就继续下去，接受不了就分开。我也是对他负责任，才这么说的，免得他以后接受不了。” 陈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说。

办案人员同时了解到，陈与程春明发生关系是出于“自愿”，而非此前网络上猜测的“潜规则”。

据了解，陈于2002年9月份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大一下学期，陈经常旁听程老师讲课，并且下课时经常找程老师请教问题。相比其他同学，陈和程老师接触的次数更多。

身处大一的陈，觉得很迷茫，对自己人生目标有些困惑。一次，她给程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中详述了自己的困惑。

看完信后，程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思想上比较封闭，于是把陈叫到办公室谈心开导。

去过几次后，在程老师的办公室里，陈和程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

用陈自己的话说，那时懵懵懂懂的，对于爱情不太懂，只觉得程老师很有才华。

陈与程的关系保持了一年，平均一个月去一次程老师的办公室，大都是晚上11点熄灯前这个时段。“当时我也是自愿的，他没有强迫我”。

一年后，陈觉得这样不太好，就不再跟程联系，而程也没有再找过陈。

“我不缺钱，他也不是教我专业课的老师，我的学分也不是他给，我们之间全凭自愿。谁也没有逼迫我干这事，我们之间是相互的。” 司法机关调查陈的笔录显示。

而在付成励的潜意识里，陈因为这件事受到了伤害；但在陈心里，她并没有恨程老师，“当时自己选择了，就要自己承担”。

在昌平校区读完本科后，陈被学院保送至法大研究生院继续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