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性解放”认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的伤害，但同时提醒世人不能忽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男性的压迫。她们说：“男人在得到某种权利的时候，也被迫承担过多义务。比如男人一定要刚强、一定要支撑家庭，他要能够独自面对挫折不向别人倾诉。他必需表现得像个‘男人’。这是对男性内心自由的剥夺。”从女性的视角看来，跟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相比，这是不是“高高在上”的男人在无病呻吟呢？或者说男人也在受伤，但远不能拔高到需要“解放”的程度？
我非常同意父权文化对于两性都是一种压迫。但事实上，两种压迫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10年的时候访问南非，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和白人都觉得身受其害，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被迫流亡，而白人也自我放逐。但这种伤害在不同的人群身上表现形式和伤害程度都是不同的——对于黑人，那就是权利被剥夺，生命被杀戮，而对于白人，歧视和不平等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人性不完整，被迫成为暴力和迫害的共犯者。性别歧视也是如此，它迫害所有人，但对不同的人，伤害的方式和程度都不同，它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伤害，很多时候简直就是两回事——女性是无权，而男性是被迫在滥权，尤其是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男性。

我不想说“男人受伤远不能拔高到需要‘解放’的程度”，但不能忽视的是，男性需要的的解放，跟女性应该得到解放，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不解放，男性的解放就只是作秀和空谈。

 

2. “男性解放”提倡男女绝对平等。但事实上男人的生理结构决定大多数男人会比女人更强壮、有精力等等。提倡男人解放是不是男人在逃避责任？或者是他们想以“解放”为名，实际上是要争取比现在更多的权利，与女性抢夺社会资源（例如他们要求过83男人节，理由是可以在家陪老婆孩子促进男女和谐）？

“男性解放”提倡男女绝对平等。——我认为这一个简单化的理解甚至干脆就是误解！

同学，现在又不是农业时代，21世纪了凭蛮力气有啥用？

我并不认为“所有”男人比“所有”女人更强壮，既然不是“所有”，为什么要求“所有”男人或女人必须要 “像”男人或女人？男人更不必然比女人“有精力”，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医学的研究报告了。这个规矩真的那么牢不可破吗？

我觉得“男性解放”并不是在“逃避责任”，因为女权主义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大家共同担当责任，平等享受权利。

在很多性别平权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尤其在西欧和北欧，譬如瑞典，他们的制度安排一向很照顾到男性的家庭责任，男性有很长的子女照顾假。我认为这才是一个重视未来的和谐社会应该有的取向。

 

3. “男性解放”认为父权文化对女性的伤害是外显的，对男性的压迫是内在的。它们必须同等对待。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您认为父权文化对男女的伤害可以平等对待吗？解决父权文化的压迫男女解放是否应该有主次和先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4.，反父权文化男人要放弃“特权”。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这些“特权”更多体现在关心孩子，与老婆平等相处（当然他们认为这打破了历来男人男尊女卑、父爱淡漠等“惯例”）这些细枝末节的关注上。您认为男人应当要放弃哪些“特权”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呢？

好象出错了，你问的应该是——“放弃特权”更多体现在关心孩子，与老婆平等相处吧……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误解吧，男性解放并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东西，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大家只看到这些呢？

 

关心孩子，与女性平等相处，包容多元文化当然很重要，并不只是 “细枝末节”。但性别平等要求重新评价我们的文化，重新定义规则，重新分配资源，这，当然不是靠一部分主动放弃特权就能做到的。

如果要男性主动放弃，那就是放弃那些傻子才愿意放弃的特权，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哈。

譬如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的职场规则中，哪个武大郎会解放到把机会让给穆桂英？这是对人性的苛求。因此，性别平等不能靠优势性别的“自觉”，而要靠被压迫者的争取。

 

5.每个社会都应当有一个衡量事物的标准。如果我说好男人的标准之一是责任感强、上进，那“男性解放”就马上会说这是刻板印象对他们的压迫！她们认为不应该有标准，只要自己认为好，并且不干涉到别人就应当被认可（比如男人也可以女性化是他们所认同的）。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社会不会因无序而乱套吗？
我不承认这个标准的权威，尤其不认同好男人的标准之一是责任感强、上进……至少这可以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啊！我选择男人的标准是亲和、在亲属关系中懂得照顾关怀，淡泊宁静呢！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为什么我们要对“社会共同标准”那么强迫症呢？对于个人私生活，在1949年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我们是很有“社会共同标准”的，你喜欢那样吗？

我坚信一个宽容的社会才是安全的社会， “宽容”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要乱套，因为“宽容”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底线之一。

 

6.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您认为提出“男性解放”有意义吗？操作上有困难吗？实现过程阻力在何处？还有哪些因素是他们忽略了的？
我认为提出“男性解放”一定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规则，永远需要不同方向的设问和反思：“非如此不可吗”？

对于方刚先生他们的“男性解放”运动，我愿意做他们永远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操作上的困难，我了解到的就是，目前呼应和参加的人，绝大部分是女性，至少方刚先生在大学里的沙龙情况是这样（他亲口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男性很少支持男性解放，因为这个解放，提倡的是首先放弃特权，很少人有那样的觉悟吧？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方先生的工作有意义，因为给大家一个思考和选择的空间，他的声音本身就是对权利的张扬。

还有就是对他们的误读——被传媒描述为“男人太累要歇歇”，还有，譬如某些男人节的商业执行细节，只是一种中产男性的狂欢和撒娇撒痴，根本涉及不到反父权文化的层次。另外，我也不认为在男性中提倡“美学生活”、“品位文化”跟反父权、倡平等有什么联系。

 

 本来是7月24日的BLOG，但是，因为电脑和网络的相继故障，以及我很快投入很少上网的忙碌的两个星期，今天才写完。

在电话的那一头，让我有一点生气的是，4年不见，秀白他竟然没有任何惊喜的表示，当朱朱问他见面的时间，我都能从电话里听到他似乎头也不抬地回答。他知道是我吗？电话交到他手上，淡淡说话，就像昨天刚刚见面。很久不见的老朋友那些撒娇撒泼的话，我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他仍然是老样子。就好象十几年前。就像我们一群人还在澜亭的夜雾里念《论语》、《大学》。就好象那次我们去遥远的七宝镇，造访一间简陋的民工小学，粉蝶飞舞的情景和菜花香气。就好象那次我坐很久的车，去他朱朱刚工作的时候住的简陋半边宿舍，喝一锅他做的油盐不进的竹笋汤。就好象某一年下很多雨的暑假，和一次沐恩堂的圣诞音乐会。说着说着，他突然问：“你在哪里？我现在等不及要见你！”

午夜十二点不到，我断然拒绝。之所以深夜打这个电话，是因为突然发现第二天早上和SID的面谈时间是9点半，比平时上课足足晚了一个半小时。

其实我也等不及要见，但坚持到这个学期最后一天，做个乖学生。

 

这些年所有人和所有事都变了。我等不及地要见，这个直到今天仍然是我的那一个朋友的人。

我告诉他我的近况，当然包括女权。他慢慢地说：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们赶快见面吧！现在就见！我也觉得之前约定的后天太久远了，于是，我们换成明天见。

 

我很难形容他和ZY对我的指引、塑型和激励。因为他们创建的“乡土建设学社”，我才会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幸运，可能参加那次民工调查，才了解自己的潜力和方向，才会选择社会学，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他竟然重新在指导一度偃旗息鼓的学社。我们的学社竟然已经成为有司褒赏的“明星社团”。最重要的是他们举行了全国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研讨会和民工子弟学校作文大赛。

那种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竟然始终没有断。

 

这些年一直看着他一路从容地生活过来：照顾父母，照顾打工老乡，照顾妹妹。给学生设计教学大纲之外的教育，给学生补习，援疆，写一切乡土和教育的长长短短的东西——并不为发表和投稿，而是自己去印了，分发友人。我记得他在进大学的时候写过小说，为自己的妹妹支持哥哥上学而辍学，感到羞愧和负罪。因此差不多7、8年的时间，他和朱朱不管房子有多小，生活有多么窘迫，都尽量和父母、妹妹妹夫以及妹妹的孩子在一起。

我是一个自私、缺乏意志力的人，我基本上不崇拜任何人，但我觉得我一直需要跟随一些人，这些人里，当然就有他。

 

我记得我的书桌前有秀白他写的几个短句：

“生而由之的传统农民生存状态；

欲而求之的现代市民生活历程；

思而择之的理性人生格局。”

因此他们的孩子，叫思择。

我当年书桌前的那些布置，在哪个储物盒里呢？

 

到了上研究生的时候，ZY接替秀白成为我的“精神导师”。恩，我突然想，发现我那个时期的男性朋友，对FEMINISM都比较友好接纳，ZY甚至会间或给我发一些这方面学术和活动信息。我突然明白，李陀为什么会一相情愿地怀念1980年代的友情，年轻的时候，到底有些不一样吧？

见完SID，我开始收拾这一间住了一个月的房间。为了防止上课瞌睡而买的很酸的梅子，失眠的晚上为了调整生物钟而喝剩的一杯奇杨替。多么好的一个月。

处理完一堆事情，秀白的电话就到了。他和朱朱分骑两部摩托，兴冲冲地带着思择。去餐馆的路上，他要我坐他的摩托，很久没有经验这样的交通，手搭到他的肩上，我开始想，我和他之间的联系，始终类似同胞之情——当然，秀白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们的中心，就是因为他总是给人温和纯净的友情，和内心成长最有关系的那一部分。

似乎一切都没有变，但他的脑后，白头发多了很多。

 

餐桌上，他给我昨晚写的诗“答友”：

君自南方来

问我何茫茫

只在东海边

随心植稻梁

 

我喜欢他写的东西里淡泊纯净的光芒。大家说他的文字像沈从文。

他就像主持一个会议般，简单介绍完自己，让我说说FEMINISM，让朱朱说她的经典诵读志愿工作，谈谈怎样让朋友们把思考的问题讲给那班高中生听……午饭快结束，秀白说，晚上一起吃晚饭吧！见见爸爸妈妈！他就是这样……

吃完午饭，我要去SPR跟Z和F两位老师话别。其实大家都很累了，就是在沙发里窝着。傍晚时分，眼睁睁看着这两人登车决尘而去。

咳，Y老师和F老师不在的复光苑，我突然觉得很难过。竹林间的风声如此空洞。

我匆忙地打车，带上电脑里的A老师的纪录片，去赴秀白的晚饭。

 

而3天之后，这台电脑又把大刚同志拖住了。我、秀白、豆豆和他的四个人吃完中饭，他在我的新宿舍，Y和F的502，把天堂花园和太石村都看完了。于是我又和他们夫妇俩吃晚饭。我们都太长时间没有见了，我还记得毕业前我拿着巨大的气泡酒瓶子走过一间四川菜馆，他们哲学系那帮人不怀好意地灌了我整杯的烈性白酒。那时候很刻意地表现自己的豪爽——尤其在那帮怀疑我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面前。之后的一个星期，全身的红疹和巨大的针筒让我知道自己原来是不能喝的。

人生真的很奇怪，相逢和远离都难以预测。

秀白跟我们说，他现在觉得跟自己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近了。现在他已经有几处不大的房产（朱朱真是理财能手），留一处给豆豆，剩下的变卖就可以退休以后回去建设乡土了。他甚至想好了可以看见夕照的山坡上，一处观景亭的名字。他说，那么多的朋友和学生，大家一定可以协力做到。我无言，只是轻轻地提醒说，一个地方要建设成什么样子，一定要知道长久居住在那里的人要什么。当然他明白的。

PENG去年冬天去母校的时候，拍的照片里澜亭仍然是老样子。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我记得，这个名字似乎是ZY取的。